上海、北京、蘇州三地密集發布ESG政策 影響力從資本市場擴展至實體經濟
如今，ESG不再是金融數據指標的體現，正在向著GDP、就業、社會治理、“雙碳”目標等領域邁進，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3月間，上海、北京、蘇州等地行政區域部門各自發布ESG政策，涵蓋城市治理、產業升級、環境保護等多個方面，成為未來驅動可持續城市發展的必由之路。
有專家表示，“三個地方文件會產生較好的示范效應。今后，會有更多地方跟進發文。”
三地連續發布ESG政策
3月1日，上海市商務委員會發布《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業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動方案(2024-2026年)》，旨在推動涉外企業ESG的能力和水平。方案要求到2026年基本形成本市政府、行業組織、涉外企業、專業服務機構共同參與、協同發展的涉外企業ESG生態體系。行動方案的重點工作包括三個方面：企業ESG能力提升行動、ESG市場增效賦能行動和ESG服務體系優化行動。
3月15日，北京市發展改革委員會發布了《北京市促進環境社會治理(ESG)體系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征求意見稿)》，要求到2027年，北京ESG高質量發展政策體系逐步完善，生態體系加快形成，在北京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率力爭達到70%左右。到2035年，北京ESG體系高質量發展步入法治化軌道，信息披露充分高效，成為ESG發展全國高地和國際代表性城市。
3月19日，江蘇省蘇州市工業園區召開ESG產業發展推進大會，發布《蘇州工業園區ESG產業發展行動計劃》《蘇州工業園區關于推進ESG發展的若干措施》兩份文件。其中有具體政策支持，尤其是資金獎勵。
如，對于積極踐行ESG理念、規范披露ESG報告的企業，最高5萬元獎勵;打造蘇州工業園區ESG產業創新中心，對于符合條件的ESG項目，最高可獲得300萬元房租補貼等。
商道融綠董事長、中國責任投資論壇理事長郭沛源認為，一個月內，上海、北京、蘇州密集發布促進ESG發展的政策，表明ESG的影響力逐步從資本市場擴展至實體經濟，落腳到實體企業的經營與管理上。
關注新質生產力發展
“新質生產力”是以科技創新為主導，依靠創新驅動形成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生產力。生產力主要包括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科學技術等基本要素。其中，勞動者是生產力要素中最活躍、最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培養一大批掌握現代技術、適應高端設備、具有專業知識的高端創新型人才。
郭沛源表示，上海、北京、蘇州都將ESG嵌入“雙碳”和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框架中，蘇州還特別提到新質生產力，認為ESG將“為園區新質生產力發展增添強勁動能”，這無疑將ESG提升到了新高度。
郭沛源認為，原先ESG更多體現為資本市場中的各種數字，將經濟活動轉化為估值、收益率、波動率等信息。這些本身也是生產要素，但在實體經濟中，技術、生產、工廠、工人都是非常具象且有形的。“ESG不是生產要素，而是優化生產要素的催化劑，助力企業搞好生產、融資成本、治理結構、風險管理、產品創新等。從三個發文單位來看，呈現的更多是在管理對象群體中發揮好ESG的價值，促進社會新質生產力發展。”
從三部門發文來看，要構建ESG生態體系，包括專業機構扶持、人才引進、專題培訓、數字化平臺、ESG金融產品與服務等。此外，北京還計劃推動設立ESG學會和協會、舉辦“中國ESG大會”;蘇州工業園區的動作更是迅速，在推進大會就揭牌成立了中新綠色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蘇州ESG研究中心、蘇州工業園區ESG聯盟、蘇州工業園區ESG產業創新中心，更多希望通過產學研助推城市新質生產力發展。
青合循環經濟與碳中和研究院院長蔣南青表示，三家地方行政部門發布ESG政策，一是各地城市的數字化技術需要量化;二是新質生產力在城市中落地需要綠色低碳循環相關的產業支撐，更需要數字化技術的披露。“城市是商業、工業、居民、學校等的各種綜合體，更需要這種評價體系，跟國際話語體系對接。”
做足“雙碳”目標
提高信息披露效能
低碳經濟是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在不影響日益增長的城區商貿、市場經濟往來等發展要素的前提下，如何打造一個可持續的低碳產業鏈成為城市雙碳發展的重要脈絡。
第十三屆全國青聯常委、徐匯區十五屆政協常委、徐匯區青聯副主席、益社創始人李磊表示表示，氣候披露和氣候目標依然會是未來以上城市ESG的核心內容之一。值得鼓勵的是，三地行政區域方案更多開始關注環境因素，包括生物多樣性保護、反食物浪費等也正在考慮，讓ESG在綠色發展領域能夠有更加綜合的效應。
三個文件都將重點放在ESG信息披露(ESG報告)和ESG評級的提升上。如2026年，上海提出力爭“具有涉外業務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實現全覆蓋，民營上市企業ESG信息披露率明顯提高”;北京提出2027年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率達70%、ESG評級提升的目標;蘇州則是為信息披露和評級較好的園區企業提供資金獎勵。
李磊認為，北京和上海的方案更加聚焦在推動企業進行ESG信息披露、評級以及推動相關金融產品。蘇州工業園區則提供大量的財政資源，對轄區內的ESG項目落地提供各類的補貼和支持。“更通俗地講，一個是產業規劃及產業內涵建設的文件，另一個更像促進大家共同參與ESG的支持性文件。”
“蘇州園區作為園區招商平臺提出了ESG的支持政策，將國家改革的招商返稅方式變為產業扶持的有效工具，可以通過ESG評級來給予支持補貼。”李磊表示，三分文件針對的企業類型也有所不同，上海市是所有的企業都幾乎涵蓋包括外資，北京是指在京的上市公司包括小企業，蘇州則是注冊稅收在地的企業都可以。“另外，KPI指標也不同，北京是2027年達到70%，上海是要打造ESG指數。”
為社會組織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近幾年，不同地區、行業、部門、產業類別和不同性質、規模的企業、機構、經濟組織群體等，已經積極地行動起來，積極推進ESG標準研究和制定工作。如，一些頭部企業依據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可持續性報告標準》系列)、CASS-ESG 5.0(《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指南》)、上市公司交易所指引等標準和規范進行ESG報告編制和信息披露。
2024年，中國ESG已進入標志性的整合階段，為中國企業界、產業界步入可持續商業的進程這一重大商業文明進步拉開了序幕。
郭沛源認為，三部門發文讓ESG看到了更廣闊的空間，不再局限于綠色金融市場，而是擴展到實體經濟。這不單關系到GDP變化也關系到就業、雙碳轉型與高質量發展的政策要求。
企業層面，ESG是管理工廠、公司的一種方式。城市層面，ESG包含非常多的空間單元，以社區、社群為基礎的一種協同機制，更需要多元參與，這其中社會組織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蔣南青表示，對于個人(消費者)、公眾等政策較難觸達的方面，頂層設計可以很好，但要下沉到城市和地方就較難。如城市里建設“零碳社區”和“無廢社區”，這種單純從政策層面要求性觸達就很難控制，ESG推動城市建設給基層的社區社會組織帶來機會，讓其有了更多的賦能空間。
反之，ESG對社會組織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其掌握更專業的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和技術。當前，一些社會組織在參與社會發展和治理方面的知識技能不夠，一些新環境還需要熟悉，應對社會組織提供更多必要的技術支撐。
“三地發布的ESG政策只是提供了一套指標體系，還需要更多的維度建設和具體落地工具方案，構建多元共治下的社會治理模式和商業模式，這是構建新型城市的基礎。”蔣南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