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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興教辦學賢豪葉澄衷

        葉澄衷(1840—1899),寧波鎮海人,我國近代著名的工商業家、社會慈善家。他仗義疏財,熱心公益事業,捐資興教辦學,與武訓、楊斯盛并稱為“近世興學三偉人”。葉澄衷從自己幼年失怙、家貧輟學的身世中痛感窮人無力上學的艱難;從外強凌辱、國運多舛的頹勢中,認識到教育科技落后給民族帶來的厄運。在上海的一次慈善會議上,他犀利地指出:“中國之積弱由于積貧,積貧由于無知,無知由于不學,興天下之利,莫大于興學。”他以智者的遠見卓識和善者的仁愛情懷,捐資興建新式學堂,招收貧苦子弟上學,開平民教育及新式學堂之先河,清廷諭賜“樂善好施”“勇于為善”的匾額,予以嘉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稱其為“卓而不群”之“賢豪”。”

        助推商貿 開辦商務學館

        “五口通商”以后,西學漸進,一些有識之士倡導學習西學,興辦新式教育;一些勇于擔當的愛國商人慷慨解囊,創辦新式學校,培育有用于國家的各類人才。

        葉澄衷很早就看到了教育對企業經營乃至民族發展的巨大作用,也很早就利用自己的資金和場地興辦教育。早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為了適應商貿業務發展的需要,葉澄衷就撥出一部分資金,利用老順記的場地、設備,組織成立順記商務學堂,這是葉澄衷辦學的發軔之舉。該學堂以培育經商人才為目的,招收商號實習者入學,以粗通文墨者為主,業余學習,學期一年。學堂延聘外國人擔任教員,教授英語及商務、關稅等知識,讓學習者能夠粗通英語和商務。學員畢業后大多數由順記號錄用,實習后大多數分赴各分號工作。

        葉澄衷創辦順記商務學堂,一方面是由于新舊交替之際,受到西方教育文化觀念的沖擊和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感受到上海開埠以后對外開放的環境中商業發展的需要。隨著上海的開埠通商,出現了一些新的涉外行政機構,如海關、各地行政長官涉外翻譯機構等。這些機構急需一些會外語、懂業務的職員,這些職業成為士人,尤其是新式學堂畢業諸生競相角逐的工作。葉澄衷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從企業的長遠發展考慮,決定創辦順記商務學堂,招收員工學習各種商務知識。

        四年后,葉澄衷決定擴充順記商務學堂。清光緒元年(1875年),他指派樊時勛負責,把位于外灘金陵東路一條弄堂內的老順記14間倉庫都改作學舍,改稱為順記商務學館。與原來的順記商務學堂不同的是,學館開始招收企業外的青年。當時,葉澄衷的骨干企業已經發展到18家,為了培養企業適用人才,葉澄衷讓阮可均負責招生工作,每年要各企業選派學徒與員工到商務學館學習。學生利用晚上時間學習,學制一年,學雜費全免,還免費發給每個學生一只西式書包和一支自來水鋼筆。順記商務學館是一所完全不同于舊學的新式學校,商務學館聘請外籍教師授課,講授機器設備及各種商業知識,主要學科有西洋會計、商務、稅務、報關和英語,力求學以致用。第一期招收學員50名,學員畢業后,全部安排在葉氏旗下企業當練習生。那時社會上通曉外語又懂商務的人很少,清政府的一些機構和部門,也紛紛聘用商務學館畢業生。許多人后來成為順記各地分號的協理、經理,有的在上海、天津、漢口等城市的洋行里當買辦,有的成為工商企業家。

        嘉惠學子 創辦澄衷蒙學堂

        葉澄衷創辦澄衷蒙學堂,說來還有一段小插曲——

        1898年一個悶熱的夏天,葉澄衷帶著幾個助手去虹口張家浜(今上海市唐山路附近)實地考察,想在那兒辦廠。路上看到一群孩子正聚集在河灘邊玩耍,有的還打起了水仗。此時正值潮水初漲,在灘涂上逗留極易被涌上來的波濤卷走。于是,他就對孩子們喊了起來:“倷幾個小囡,勿要再白相了,等一歇潮水來了,交關危險,快點回家吧!”沒想到,孩子們不僅不聽,反而嬉笑叫罵:“儂格老頭子哪能介煩啦,阿拉白相關儂啥事體?”回到家里,他左思右想,認為兒童頑劣、不聽勸告,原因在于上不起學,缺乏教育。聯想到自己從小失學,艱苦創業的身世,無限感慨,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他決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捐資辦一所學堂,讓寒門子弟也能上學讀書,養成良好的品性,做一個對社會有用之人。

        清光緒己亥年(1899年),是葉澄衷生命中最后的一年。這年初,他的身體漸感不適,讓他寢食難安的是,還有許多想做而未做的事,尤其是創辦學堂的未了之愿,他擔心自己一旦撒手離去,便會留下永久的遺憾。

        葉澄衷周密地思考了辦學目的、教育內容、組織形式、學校名稱等,籌劃捐款、捐地數額,擬委托懷德堂諸位董事負責籌建學堂。清光緒己亥年九月十五日(1899年10月19日),葉澄衷寫信給樊時勛、徐文明、陳瑞海、王海帆、阮星階、曹雨岑和葉洪濤七位懷德堂董事,鄭重其事地提出了籌建澄衷學堂的想法。

        懷德堂的董事們都是跟隨葉公多年的部下、摯友,向來仰慕葉公的為人,他們深為葉公的智識和高義所感佩,決心全力籌辦學堂,不負葉公之重托。于是,董事們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學堂的籌建工作。而此時,葉澄衷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臨終前他還是念念不忘籌辦學堂之事,遺命樊時勛等懷德堂七董事,各分號可議定值年制辦理學堂事務,依次輪值,周而復始,由各商號經理分掌其事。他再三叮囑家人:“學堂體制和一切規模與設備應完全由校長謀劃決定,我子我孫應協力完成我開辦蒙學堂的志愿,但不要參與學堂事務。希望大家同舟共濟,力促其成。”

        交代完后事,一代商界巨擘葉澄衷走完了他六十年輝煌的人生歷程,于清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三日(1899年11月5日)與世長辭。

        為了盡快完成葉公未竟的事業,懷德堂的董事們加緊籌辦澄衷蒙學堂。第二年,學堂開工在即,為防止不法之徒惹事生非,懷德堂董事依例分別向蘇松太道和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分府呈文,請求官府出面保護。清光緒二十六年農歷五月二十八日(1900年6月24日),澄衷蒙學堂在虹口張家灣破土動工,工程由山余記工頭承包。“計造門樓一座,正廳后廳樓上下十八間,齋舍樓上下四十余間,每間約容學童十余名,廂廡庖湢咸具。”經懷德堂董事合議,推舉樊棻為接洽辦學的負責人,陳祖烈為建造校舍的經管人,并決定余下土地二十四畝待日后造屋出租,以充學堂經費,永續利用。該年十月,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分府、蘇松太道應懷德堂董事呈請,先后發布告白,曉諭民眾:“毋得藉端阻撓,致干查究,其各凜遵毋違。”

        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學堂建筑工程浩大,學堂建到一半,葉澄衷所捐10萬銀兩已用去大半,難以為繼。其長子葉貽鑒又捐銀10萬兩,終于建成羅馬式樓房共計42間,作為教室、宿舍;2層樓房26間,用做膳廳;還有小養正里平屋15間;并設置了印書處、風雨操場。學校定名為澄衷蒙學堂,于1901年4月16日建成開學。

        澄衷蒙學堂落成時,在大禮堂兩側懸掛著根據葉澄衷遺言撰成的一副楹聯:“余以幼孤,旅寓申江,自傷老大無成,有類夜行思秉燭;今為童蒙,特開講舍,所望髫年志學,一般努力惜分陰。”

        澄衷蒙學堂是上海第一所由中國人自己出資創辦的班級授課制的新式學校。首任校長劉樹屏,江蘇武進人,清光緒十六年進士,翰林院檢討出身;1901年7月,劉樹屏請事假約一個月,由蔡元培代理校長。澄衷學堂從立校之初,便遵循校主葉澄衷的遺愿,以“誠樸”為校訓,有序管理,嚴謹辦學。以課程完備、理念先進、收費低廉享譽滬上,也備受朝廷青睞。光緒皇帝御筆書“啟蒙種德”匾額,給澄衷師生帶來莫大的榮耀與鼓舞。建校百余年來,澄衷學校培養的學生已逾五萬,遍布海內外,涌現了胡適、竺可楨、陸儼少、吳一峰、李達三、單麗霞等一大批中華英才。

        回饋桑梓 興辦葉氏義塾

        葉澄衷在上海斥資籌辦澄衷蒙學堂的同時,又牽掛著家鄉的父老鄉親,顧念著那些貧寒孤弱的家族子弟,決定出資3萬銀兩,在鎮海家鄉建造葉氏義莊,購置義田,設立義塾,讓無力上學的貧困子弟能夠上學讀書。1899年4月9日,葉澄衷給他族叔葉志銘(字洪濤)寫信,囑托他全權辦理此事。

        不料葉公當年突然去世,遵照葉澄衷的遺愿,由葉志銘督建義莊。于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開工,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建成,并購義田1312畝。葉氏義塾設在葉氏義莊之內,義塾建有大禮堂、教室、辦公室、寢室、伙房等設施。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葉氏義塾開始招生,首招20名,限葉氏本族子弟。開辦一年,葉氏義塾良好的教學效果吸引了四鄰的求學兒童,他們都想進來就讀,但因經費、設施所限,難以如愿。莊董葉志銘主動拿出一筆私款,在葉氏宗祠內增開一間教室,添聘塾師教授,使得葉氏家族外的附近學童亦有上學機會。

        葉志銘在擴大校舍和擴充招生范圍的同時,還根據葉澄衷的遺愿在義塾中附設了一個女子學校。葉澄衷在上海租界多年,目睹外國女子和上海殷富人家的女子因為接受教育而形成的氣質和風度,認識到女子讀書的重要性。葉澄衷的幾個女兒都在上海的學校學習過,氣質風度自非尋常女子可比,后來也都出嫁名流,作為父親的葉澄衷對此深有感觸。所以臨終前曾經叮囑葉志銘,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創造一個讓家鄉女子也能讀書識字的機會。女子學校的設立,破除了自古“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理念,提高了女子的社會地位,使村里的女孩也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給鎮海鄉村帶來一股清新的教育之風。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葉氏義塾改名為葉氏中興學堂,葉澄衷族弟葉雨庵出任校董,趙友笙襄助辦理,聘請謝彤黼為首任校長。葉氏中興學堂校舍由義塾改設而成,為前后兩進,前進是教室、宿舍,教室對面是存放糧食的谷倉,中間為忠孝堂大廳,后進是飯廳、廚房和宿舍。學堂廣開學門,允許異姓子弟入學。中興學堂廣延名師宿儒任教,添置校具,購置古今圖書、運動器具、理化儀器以及西式樂器??傊?,凡一校應有之設備,無不齊全。葉雨庵早年在上海追隨葉澄衷經營五金業,晚年回歸故里,致力于家鄉各種慈善事等。他每日躬臨中興,處理校務。“雨公每天必先到同義醫院,然后到中興小學逐一辦理公務,中午回家午膳。下午在葉家村周圍與村民絮談家常,巡視督促改進各項安全衛生設施。”

        葉氏義塾之所以命名為“中興”學校,與義塾旁邊小河上的一座“中興橋”有關。因為年久失修,該橋破損嚴重,無法通行。于是葉成孝受哥哥葉澄衷之命將舊橋拆掉,在原來的位置上重新修建了—座新橋。橋修好以后,有人建議改掉原名,以葉氏兄弟的名字重新命名。葉澄衷知道后,極力反對,他說:“此橋本來無名,是我和弟弟成孝共同給它取的名,‘中興’二字正好代表我和弟弟的心聲,為什么要改掉呢?”于是橋的名字就一直保持著?,F在義塾就在橋的旁邊,正好以之命名學堂,這既符合葉澄衷兄弟的心愿,也符合葉氏后人興辦學校、振興家鄉的共同愿望,所以就選擇了“中興”二字作為學堂的名字,此后就一直延續下來。

        辛亥革命后,中興學堂更名為葉氏中興學校,實行初小四年、高小三年的七年一貫制。幾十年來,中興學校由于德智并重,中西兼容,學風淳正,哺育了一代代精英,如世界船王包玉剛,影視巨擘邵逸夫,建筑業巨子葉庚年,實業家包從興、趙安中、包玉書等,被譽為“寧波幫的搖籃”。解放后學校一度停辦,至1988年恢復重建,更名為中興中學。

        葉澄衷在時代變革的洪流中順勢而為,率先捐資創辦新式學堂,惠及無數平民子弟,堪稱“掀開二十世紀中國近代教育的寧波幫先驅”。(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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